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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延广: 青春年少闯江湖(下)
发布日期:2025-06-25 06:37:18 点击次数:76

四、拜师与更名

经过几年窝爬滚打,刘尊轲想要拜师学艺。还是经房云清引荐,小刘去西河大鼓三弦师张泰龙家登门拜访,欲拜其为师,他给张家拉风箱、烧水、做饭、倒脏水,可人家就是不答应。张泰龙结交面广,认识人多,也帮着小刘介绍更多的人,找更多的场子。他曾介绍小刘去五十里地外的北店子大集说书,小刘便骑上车就去。

在东关说书时,刘尊轲结识了德州地区齐河县曲艺队的说书艺人李正明和宋祥林。李正明外号“一撮毛”,说《三侠五义》。宋祥林说《三侠剑》,练过武功,为人正直,少言寡语。与他俩熟络之后的小刘,向他们提出想加入曲艺队。队里有个规矩,入队者都要有老师,小刘便提出要拜宋祥林为师,宋满口应允。

拜师仪式在齐河县城一家饭店举行。宋祥林将齐河当地以及商河、沾化、利津和垦利的朋友请来,刘尊轲花了不到二百元,在饭店里摆了十来桌酒席。其间,师父要给新徒弟用红绸子用毛笔写“准入”帖,徒弟要下跪头顶接帖,谓之“跪帖”。新徒弟还要排辈。宋祥林上五辈为“齐、昌、振、书、祥”,下五辈是“延、寿、永、年、康”。刘尊轲自然是“延”字辈。在场的老师和徒弟还要每人送新徒弟一个“贺号”,即辈分后面的名字。刘尊轲从所有来宾给予的“贺号”中选了个“广”字,寓意财源广进,师生皆大欢喜,全场喝彩,鼓掌通过。刘延广就这样正式加入了县曲艺队,他的大名也从此远扬。

加入组织后,刘延广感觉良好,小小年纪便成为“大说书”的,骑着自行车的同时,还挎上了公文包。无论到哪里说书,事先开好齐河县文化局的介绍信,再到当地换信,演出便畅通无阻。开始时民间艺人都是“单干”,自己挣了钱归自己,后来曲艺队自负盈亏,收了钱便要上交。

五、闯关东·跑单帮

二十岁时,刘延广成了家。当时粮食统购统销,定量供应,常常不够吃,他便想去粮食相对宽裕的东北“讨生活”,顺便到这片曲艺繁盛的热土取经。妻子怀孕后,他只身一人“闯关东”,首站到了沈阳。那里有座曲艺大楼,类似上海“大世界”,里面有说相声的,唱大鼓的,唱琴书的,玩皮影的,买张通票随便听,随便看。

他再去通化、敦化、丹东和哈尔滨等地。东北天寒地冻,冬闲时间很长,各种曲艺便有了市场,几乎村村都有书场子,二人转、评书和小戏等演出都红红火火,谁家有大房子,谁家便成为说书场。当时听书不给现钱,而是观众从家里携带葫芦瓢,里面装着高粱米或豆子,外加鸡蛋或鸭蛋,一进书场大门,便分类放在几个麻包或筐子里,事后小刘将其卖掉变现。小刘在此除了换粮食,还换了好几百斤粮票。他在东北用济南话说评书,使当地许多闯关东的山东老乡倍感亲切。

刘延广与袁阔成(左)及田连元(右)在济南舜耕山庄

妻子生大儿子时,刘延广回到济南,再去东关说书,更结人缘,令那些同时撂地的老师辈的也望尘莫及。这时,淄博周村张家园子(书场)托人到济南来“约角儿”,有人介绍刘延广去。张家园子在周村东门外,与另一家园子杨家对门。刘延广到了张家后发现那里已经约了一位鼓书艺人、曾任包头曲艺团团长的刘兰凤,她家先生是山东人,她便跟着来到山东。她年近四十,长得漂亮,身着呢子大衣,烫着披肩长发,抹着口红。儿子给她伴奏,用的红木三弦上镶嵌着水晶。而张老板见到刘延广,身穿小棉袄,背着小布包,有点寒酸,遂以小刘来迟为由将其拒之门外。

刘延广生性倔强,强压着心中愤懑,来到周村区文化局,申请沿街说书。获得批准后他回到张家园子,在园子还没开场时,他在靠近园子舞台的窗户外开书,并声明不要钱,有些好奇的人便围拢过来。他使出拿手本事,“包袱”一个接着一个,观众也越聚越多,叫好声此起彼伏。张家园子就要开书了,里面唤人的小鼓咚咚地敲,人们还是不进去,都围着小刘听书,张家园子成了空场子。

刘延广与袁阔成(中)等师友在济南解放阁

恼羞成怒的张老板见状不妙,便找来当地派出所民警,欲将小刘撵走,但看到小刘出示的区文化局介绍信,上面没有限定具体地点,民警只能无奈走开。

小刘的听众中有位特殊人士,便是张家对面杨家园子的老板,感觉小刘说得好,自家约的角儿也马上到期,想请小刘入园,并备好酒菜、包好包子招待小刘,以示诚意。小刘觉得机会难得,不仅有了落脚点,又可借机向老张家出口恶气,便痛快答应下来。

五天后,刘延广正式进入杨家园子,并广贴报子(海报),以《前后七国》为主打,票价一毛六,比对面张家贵一分。可第一场开始时,一张票也没卖出去,三百多人的场子空空荡荡,小刘和老杨都发了懵。后来观众陆续赶来,发现这里说书的正是前几天在老张家外面开书的那位,遂纷纷购票,票很快卖到了八成,第二天便一票难求了。而这一对台戏让张家园子没了人气,老张也没了脾气。

六、向高人“偷艺”

刘延广虽与老张家结了怨,却与刘兰凤很谈得来。她对小刘说:你是块好材料,这么年轻能达到这个水平,不容易,但不要满足于现在观众满满的,要看你观众是什么水平,反过来也证明你说书的水平。你的观众大部分是下苦力的,还有要饭的,都是混穷的,女观众更是一个没有。你说得再热闹,也登不上大雅之堂。她建议一定要去看看中国最好的说书人,即当时正在唐山说书的袁阔成。她还提醒,袁有个特点,从不收徒,也不轻易传艺,只能去“偷活”。她的话说得虽重,却很中肯,小刘虚心接受,按约定在杨家干满一个月后,他卖了自己的手表和自行车,凑齐了盘缠,直奔唐山。

袁阔成比刘延广年长十岁,出身北京评书世家,其祖父袁霭堂是清末京城著名说书人,其父及两位伯父是“杰”字辈,书都说得好,人称“袁氏三杰”。袁阔成有“三阔”之誉,一是“嘴阔”,口齿利落,语速很快;二是“肚子阔”,知识面广,故事多;三是“心胸开阔”,宽厚大气,善结人缘。

刘延广与袁阔成(前排中)等师友合影

刘延广甫一到袁氏书场,从窗户里窥探便不难发现,这里的观众衣着整齐,女性观众达三分之一,还有很多人胸前口袋挂着钢笔,一看都是些读过书的人。再看袁阔成说书,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,样样到位,一抬手一跺脚就有戏,一张口就是“包袱”。手指到哪里,眼看到哪里,“精气神”随之贯穿到哪里。他身子一摇晃,观众似乎也都坐在船上。他说《铁道游击队》,学火车在运行中发出的声响,惟妙惟肖,以假乱真。用刘延广自己的话说,袁阔成的扣子“逮住”了自己的心,他也听得入了迷。

小刘住的是一家马车店,一毛钱住一宿,睡的是铺着草苫子的地铺,就是想省下前来多听些日子,多“偷”点真玩意。他每天去书场,却从不敢进场子,都是在窗户外面听,偷偷往台上看。回到旅店不睡觉,对照袁的样子刻苦练习,尤其在表演技巧和故事结构方面下苦功夫。

当他在书场外坚持听了近俩月,便没了饭钱,虽然只是天天啃锅饼。无奈只好将自己带来的几件小褂子到破烂市上去卖,卖到只剩下外面穿的一套衣裤了,没得再卖,无奈只能返回济南。

七、最后的单干户

回到济南的刘延广,重返东关说书,老观众们不难察觉,离开一段时间的小刘,说书的本事长了不少,“扣子”技巧越发娴熟,一招一式更加扎实,听众自然很是买账,人满为患成为常态。眼见济南天气转凉,有热心人提议让刘延广盖个园子,但他没有积蓄,城建部门批准也很难,有人便支招,让他到人气更旺的南门扎个临时大棚。也有人自告奋勇,与小刘合伙办书场,前提是允许人家在棚里卖茶与打理日常,小刘当然高兴,两人一拍即合。

彼时济南城墙拆除不久,南门桥头南首东西两侧成了“杂八地”。桥以东,有省曲艺团、历下曲艺队等五个书棚,桥以西有农贸市场,很是热闹。刘延广便选中桥南西侧后帝馆街,在对着鉴泉的地方建临时书棚。

所谓“临时”,即用杉篙搭起架子,用竹竿做筋骨,贴上苇箔,里外糊上石灰墙皮,顶棚铺上油毡,能抵挡些风雨。小刘的合伙人请来“大顺盛”棚匠铺的匠人扎起大棚,有热心观众还送来方子木、木棍子,也有别处拆迁废弃的旧门窗,都用上,省了不少钱。书棚很快搭建起来,租了桌椅板凳,一次可容纳三四百人。年仅二十二岁的刘延广,终于有了自己的书场,名字也取自己名字,名“延广书场”。

当时有个规矩,书场的匾额都由亲朋好友及同行赠送,以示祝贺。联名赠送匾额的有西河大鼓艺人、立武书场老板张立武,评书艺人傅泰臣,西河大鼓艺人、兴旺书场老板“黑老马”马兴旺,西河大鼓艺人、文成书场老板李文成及妻子、伴奏张玉凤,以及西河大鼓艺人李吉(积)玉等四百多位,其中曲艺界同行即达百余人。1961年秋,延广书场开张。

开张第一天,与周村杨家园子遇到的情形如出一辙,很不顺利。很多人都向棚里张望,就是不进来,别的书场都开书了,延广书场依然没人。无奈之下,小刘合伙人从附近饭店里找来三位帮厨,边听书边摘菜,算是友情之“托”。后来好不容易进来五六个人,刘延广开书,说到结束也只有十来个人。

这严重伤害了刘延广的自尊,第二天都不愿意去书场了。但他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,既然开了门就要坚持。他硬着头皮到书场,一到点就开书《小八义》,开始时仍是头一天的景象,观众仅十来位,说到一半,来了三十多人,这给了小刘以信心。

说书这一行有句老话:“过三不过五”,说的是开业头三四天观众多少都不算数,第五天以后才会见分晓。结果到了第五天,书场座无虚席,过道上也占满了人,最后面的窗户观众也不让关,窗户外面挤满了人。延广书场自此打响。

1963年6月14日,山东省人民委员会颁布《山东省曲艺演员登记管理条例》,其中第九条指出:“各县(市)文化主管部门在登记工作基础上,应一律通过说服教育,帮助零散曲艺艺人组织起来,走集体化道路。”

笔者采访时的刘延广先生(牛国栋摄影)

此文下发不久,刘延广所在辖区的历下曲艺队多次动员其入队。刘延广一开始很是犹豫,经反复考虑,最后决定服从组织安排。他作为济南曲艺界最后一位“单干”的艺人,加入到这一集体所有制民间演出团体。该队集体演出,留有公积金,用“死份活值”的办法分配;分散的个人演出收入归己。该队有丁玉兰、杨万贵的山东琴书,申桂凤的河南坠子,李文成的西河大鼓,傅泰臣之子傅长林的评词等。刘延广加入后,组织重点培养他“说新唱新”,他从此改说新书,讲述胶东抗日英雄的长篇评书《乔隆飚》便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

刘延广入队不久,延广书场即遭拆除。1966年,历下曲艺队被撤销。幸运的是,刘延广没有像其他老艺人那样被关进牛棚或遭遣返,而是留在了历下区文化馆。(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延广先生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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